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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海域的岛礁岬角、滩头海边，屹立着许多灯塔。目前浙江海域1903座灯塔（航标）主要集中在舟山，14座百年以上历史的灯塔（航标）中舟山就有10座，这批百年灯塔多由英国人主持的清政府浙海关税务司设计建造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航标建筑的典型代表，近年被列入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在这批欧洲风格的灯塔广受关注的同时，舟山早期的“天灯”却鲜为人知。 舟山自唐宋以来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，为保障海上行船安全的需要，逐渐催生了早期的灯塔，因光照较远和指点迷津的功能，一般谓之“天灯”。天灯建设的资金多由民间集资或僧人募化而来，地点选择在海上孤屿的显著突出之处或暗礁丛生的危险地带，考察普陀山的两处天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。 一、普陀山天灯的清代信史 王连胜主编的《普陀洛迦山志》称，“天灯塔，一在短姑道头，清光绪二年建，今废。一在佛顶山，清光绪二十九年山僧募建，夜间燃灯，光耀莲花洋，为行船导航”。按照这个记录，这两处灯塔无疑要晚于长涂岛的西鹤嘴灯塔，与衢山观音山灯塔相仿。西鹤嘴灯塔由江苏常熟云游来此的慈领和尚发起，当地秀才金品三协助筹资于同治十年（1871）建起。观音山灯塔应最早建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衢山展复之后，近年有人以清末当地发现《大唐程夫人墓志》为由，主张唐宋就已存在，但显然缺乏证据。 普陀的胡瑞琪先生为笔者提供了一幅清代的《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》，图上位置清晰地画出和标定了佛顶山、短姑道头两处的天灯建筑。此图现收藏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，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数字地图网站标注"presented gratis to subscribers to the celestial empire" october 7,1875”，其意为“1875年10月7日，免费赠送给客人的‘朝圣’图”，也就是说光绪元年（1875）前两处灯塔均已存在。从该图上手写“From Gideon Nye”看，此图应得自美国马萨诸塞州来华商人吉顿·奈耶，据《京师大学图书馆馆藏基督教文献汇编》，此人曾在1841年从北京为西方提供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情报。 前阵在舟山日报发表的《普陀山“海上仙山”碑上的历史信息》一文中考说，普陀山“正趣亭”内植立的“海上仙山”碑，系由“前署江西巡抚湘阴李桓”于同治十年（1871）游览普陀时所题。李桓在其《宝韦斋类稿》中留有《自题三山归櫂图》诗，诗中无意间提到了佛顶山天灯台。“普陀之佛顶峰碑，则有孀妇廖氏，方以千金捐置天灯，为文纪事，碑已儱成，将书丹矣，山僧与桓甚契，即以移赠。 ”也就是说李桓一行人造访佛顶山时，恰遇到“孀妇廖氏”捐置天灯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佛顶山的天灯台至少在同治十年（1871）已经光照山海。
民国《普陀纪胜》画册中的短姑天灯
衢山观音山天灯塔
1875年《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》局部一
佛顶山天灯台 历史有时远远比我们知道的复杂，短姑道头的天灯其实早就存在。王亨彦所修《普陀洛迦新志》中记载了康熙时定海把总沈良锡的事迹，“康熙二十八年，赐金建寺，总兵蓝理派良锡率兵看护，前后居守甚久。建寺时之规画驰驱，亦良锡力为多。为人守正不私，僧众赖以相安。普陀近山多礁石，行舟趋避孔艰。良锡于短姑道头，高悬一灯，光照彻夜。舟行在数十里外见之，加额喜曰：见佛灯矣，抵洛迦道头矣，人咸称便”。随着普陀山观音道场的重新兴盛，为来山进香船只提供指引，这是沈良锡们设立天灯的初衷，那么明代兴盛时有无天灯呢。 二、普陀山天灯的明代印迹 明末清初的藏书家陆宝是鄞县人，学者称“中条先生”，曾为普陀山留下一篇《游普陀记》。“还至寺门，月色甚朗。余纵步莲花桥，见东北最高顶，一灯荧荧如明星，转瞬渐大。金光万道，散射群峰。爌鲜昱奕，不可名状。同游者曰：此佛光也。相与欢喜赞叹，遂止宿方丈。 ”从莲花桥（即海印池东边的永寿桥）望东北最高顶，不正是佛顶山天灯台所在吗？在月色已明的夜晚，这“一灯荧荧如明星”的“佛光”非天灯作何解释呢。 时间再往前推到明万历年间，在潮音洞侧树“禁止舍身燃指碑”的参将陈九思也曾为我们留下线索。陈九思有《题海潮寺，新赐护国镇海禅寺额》诗：“东表神洲浸大瀛，盘根无地巨鳌擎。琳宫又创天开境，宝号新颁帝赐名。佛火夜悬龙藏晓，海灵朝结蜃楼明。香船万里飘千叶，得渡争夸彼岸行。 ”当时的普陀山在经受漫长的海禁之后，因为万历皇帝与其母李太后的大力扶持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，此诗中的“佛火夜悬”应当可理解为天灯。 陈九思任宁绍参将为万历二十五年，在他造访普陀山前，著名的文学家、戏曲家屠隆已经为普陀山留下《普陀山志》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，督镇两浙海防的侯继高慕屠隆文才，聘其入山编纂山志。屠隆在修志之余诗兴大发，留题《普陀十二景诗》，其《洛迦灯火》诗写道：“荧荧一点照迷津，光夺须弥日月轮。万劫灵明应不灭，五灯传后与何人”。这“荧荧一点”分明就是日后陈九思、陆宝所同见的佛顶山天灯，只有在佛顶山这普陀的最高顶发出的光亮，才能让这些文臣武将均为之唱叹不已。 屠隆的《洛迦灯火》诗，有许多人将其移植到对面的洛伽山灯塔历史之上，这是毫无根据的。“普陀洛迦”是梵文的汉译，其语音为potalaka，在藏语中简称为potala，即布达拉。普陀与洛迦其实是一回事，只是现在我们在具体海岛指名时将其分为了两个岛屿而已。洛伽山的灯塔建造历史非常清楚，是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由清政府浙海关税务司设计建造的。 穷尽现有的史料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知道，普陀山的天灯塔早在明代就已经存在。位于短姑道头的天灯最晚应建造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由时任定海把总、镇海人沈良锡捐设。位于佛顶山的天灯台在同治十年（1871）肯定已经存在，在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前可能也曾设立。 三、普陀山天灯的建筑形制 普陀山的两处天灯建筑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，从简易的桅杆式到中国传统的亭形，再到接近近代灯塔的形制，可惜现在都只能在资料中了解一二了。 在1875年美国商人吉顿·奈耶所获的《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》中，位于佛顶山的天灯台是凉亭状的，这应与其无遮无拦的环境有关。佛顶山主峰名白华顶、又名菩萨顶，其巅无大树遮挡，风来雾去，常年不绝。位于短姑道头的天灯则是简易桅杆状，因其处于慧济寺下院院内，虽靠近海岸却也无妨。 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的12月，又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建筑师恩斯特·柏石曼登上普陀山，与吉顿·奈耶一样也获得了一张《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》，全图虽然粗糙，但仍可依稀分辨出两处天灯的形状已同呈两层亭状。恩斯特·柏石曼在山考察了20多天，采集到大量照片和文字资料，回德后整理出版了《中国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》，普陀山两处天灯在其书中的普陀山地图上均得到标注，同时也留下了较为清晰的照片。从照片看，佛顶山的天灯呈六角亭状，天灯外围已经砌筑起了高高的围墙。短姑道头的天灯也是呈六角形，但似乎已经加高到三层，整个外观颇似广东的碉楼，这在1938年出版的《普陀纪胜》画册中也得到了再现。 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五月，清末著名报纸《中外日报》的实际主持者、晚清新闻界的风云人物汪仲阁（即汪诒年）曾造访普陀，在其详长的《普陀游记》中为佛顶山的天灯作了详细记录。“天灯台作六面亭形，每面均嵌玻璃，长约丈许，阔数尺，表里洞明，夜间燃灯于内，灯光可射至远，足为海面行船之标准，实为善举。惟门外一石，横列创造二人之姓氏，中乃杂以西文，不知何故。惜余不识西文，未知其作何语也（颇似是店号）”。在东西文化激烈融合的清末，位于国际航道之侧的普陀山上，灯塔可能也已经开始了中西融合的脚步。 普陀山的两处灯塔在解放后命运不一，短姑道头天灯随着慧济寺下院的拆毁而消失。佛顶山上的天灯台在1950年5月成为了陆军某部的瞭望哨，1990年又建瞭望楼，已经属于封锁的军事管理区。如果还想见识天灯当年夜悬佛光的模样，恐怕只能辛苦各位远赴衢山岛上，去造访观音山巅已然色泽斑驳、藤蔓缠绕的八角形凉亭天灯了。 |
